王军接任国税总局局长 国地税合并暂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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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税作为现行税制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根据国家财政部发布2012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报告显示， 2012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100600.88亿元。其中，国内增值税实现收入26415.69亿元。增值税占所有税收大约为26%。

　　目前我国增值税征收依据是，国务院1993年12月13日发布、2008年11月5日修订的《增值税暂行条例》。修订后的增值税条例确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

　　值得关注的是，即将进入十二届人大未来五年立法规划的，不只是增值税，其他依据暂行条例征收的税种也有望进入立法规划。

　　刘剑文教授认为， 我国现行的主要税种包括增值税、 消费税 、营业税等都不是通过制定法律开征，而是由国务院颁发《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等行政法规开征。

　　2006年10月，刘剑文教授曾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法制课《我国的税收法律制度》。当时，他是这样评价我国税法体系的现状：“税收法律偏少、税收行政法规偏多”。时间已过去6年多，但是我国税收立法现状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则表示，如果增值税由条例变成法，意味着法的层次提高了，一方面是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状态，上升到法是比较严肃的，但是又很明显地带有探索性，所以叫条例，现在可能有些方面觉得更积极地做工作，选择增值税上升到法也有一定道理，主要在基本规则方面的共识相对比较明显。

　　“对一个相对成熟的税种来说，上升到法比较可能，因为法本身也在转轨过程中，也需要一步一步地修改，目前18个税种，很少叫法，一般都是暂行条例，然后下一步是具体的税种，比如说征管法，不是对税种的，税种上升到法需要有选择。”贾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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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力何在？

　　增值税的改革涉及到财政体制改革。现在增值税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目前按中央75%、地方25%的比例分配。一旦增值税通过立法程序进行改革，势必影响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成比例。

　　2008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增值税等若干单行税法列入了一类立法规划。由国务院负责立法起草工作。

　　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共同对增值税立法工作进行了多次调研。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与财政部税政司于2008年选拔国内外优秀的增值税法专家，开始进行立法研究与调研，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专家稿)》与中国增值税改革与立法建议报告，该增值税立法草案与报告于2009年12月底完成。

　　在2010年初国务院下发的《2010年立法工作计划》中，增值税立法成为年内力争完成的重点立法项目，将增值税改革列入立法程序。

　　此后，增值税立法进程延后，未能按原计划于2010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刘剑文认为，增值税立法进程延后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增值税作为国内第一大税种，涉及面极广，需要协调多方利益和多种关系；二是“营改增”试点工作开始。

　　增值税的改革涉及到财政体制改革。现在增值税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目前按中央75%、地方25%的比例分配。一旦增值税通过立法程序进行改革，势必影响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成比例。此外，原来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即在征收增值税时，不允许扣除外购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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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正式公布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部分地区和行业试点。其后，又有近10个省市参与试点。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则认为，当时(2008年)增值税改革的条件并不充分，而在中国目前宏观环境下，体制改革处于转型和探索期，推进工作也应逐步实施，因此对增值税内容实施了“转型”和“扩围”两大改革，目的也是从试点开始，尝试这种改革路径是否正确，而没有对改革做任何定位。

　　此外，高培勇表示，目前增值税实行的条例并不是中央有意降低立法层次，而是因为法律必须是要成型的，而其实施立法的完善程度不像企业所得税一样成熟，在试点成熟后，也必然会走入立法程序，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所有税种都要走入法制体系。

　　刘剑文建议，我国已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和“深水区”，财税改革是整个改革的突破口和抓手，应当利用难得的机遇，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坚持税收法定主义，全面提升财税法律的效力层级，加快对各个税种的立法，将尚未制定为法律的税种立法尽快全部上升为法律，争取早日实现“一税一法”，并抓紧制定《增值税法》《消费税法》《房产税法》《资源税法》《环境税法》《土地税法》《契税法》《关税法》等税种法。

　　“不过，鉴于我国的国情，所有的税种在短期内全部上升为法律是不现实的，因此，立法要突出重点，特别是要对重要的税种如增值税、房产税、资源税、环境税等优先立法。”刘剑文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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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部门正研究消费税扩围 部分高档消费品在列

2013年03月22日 01:00  经济参考报  

　　过度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产品和部分高档消费品在列

　　记者　梁嘉琳　北京报道

　　《经济参考报》记者21日获悉，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财政部在一份专题材料中提及，财政部会同税务总局积极研究制定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的改革方案，拟将部分过度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和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同时，认真研究适当调整与国内产业结构、消费水平变化不相适应的部分应税品目的税率，拟提高部分高档消费品的现行税率水平，进一步增强消费税的调控功能。

　　根据《2012中国税务年鉴》，现行消费税涵盖了烟、酒和酒精、化妆品、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鞭炮和焰火、成品油、汽车轮胎、摩托车、小汽车、高尔夫球和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等14个税目。单就税率而言，化妆品以30%居于首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财政金融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倪红日告诉记者，当前税制正在进行结构性调整，税目、税率应该“有增有减”。

　　在高端消费品方面，我国对高尔夫球、高尔夫球杆、高尔夫球包(袋)征收10%的消费税，对销售价格(不包括增值税)在1万元以上的各类手表征收20%的消费税，对游艇征收10%的消费税。与此同时，对包括香水、香水精、香粉、口红、指甲油、胭脂、眉笔、唇笔、蓝眼油和眼睫毛、高档护肤类化妆品、成套化妆品等，则征收高达30%的消费税。

　　“可以考虑对游艇、高档手表等奢侈品提高消费税税率。”倪红日认为，“国内外研究表明，国内烟草消费税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因此烟草消费税的税率还应该往上提，从而实现全面控烟的目标。”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过去属于奢侈品但如今日益平民化的消费品，如化妆品，税率应该有所调整，比如对高、中、低不同档次的化妆品适用于不同税率；另一方面，可以考虑把一些新兴奢侈品，如摩托艇、娱乐性帆船、私人飞机以及高档皮包，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

　　在资源消耗量大、污染物排放量大的产品方面，我国当前对木质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各征收5%的消费税。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庆丹表示，可以考虑对塑料(10490,-95.00,-0.90%)袋、铅蓄电池等一次性使用、污染治理成本高的产品征收消费税，或者对化肥、农药等“用得越多、价格越便宜”的高污染产品征收消费税。他建议，将对“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加征的消费税款设立财政专项基金，用于节能环保领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许文则建议，环保部此前发布过高污染产品和高环境风险的“双高”产品目录，可以从中挑选出一些比较合适的产品纳入到消费税征收范围，如铅蓄电池、含磷洗衣粉等。另据一位参与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的专家呼吁，应尽早将汞镉电池、臭氧损耗物质、过度包装材料、一次性方便餐具等高污染产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

　　谈到消费税扩围的意义，许文表示，通过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缩小非低碳产品与低碳产品之间的成本差距，有助于更好地促进低碳产品的推广。

　　“我们环保人非常欢迎、非常期待财政部门进行消费税‘绿色化’的改革。”原庆丹介绍说，消费税征收存在生产环节和使用环节两种模式。对生产环节征税会与对排污企业征收的排污费、对企业超标排污的罚款等税费相叠加，造成重复征税(收费)，因此，对使用环节征税更符合税制改革方向。

　　针对消费税扩围会否推高居民生活成本的质疑，倪红日回应说，消费税基本上都在生产环节征收，某一类税负能否从生产者转嫁给消费者，与某种消费品的供需关系和需求的价格弹性相关。由于烟民抽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属于刚性需求，因此，提高烟草的消费税税率容易转嫁给烟民。而高档手表基本上不算是必需品，提高它的消费税税率就有助于抑制消费需求、遏制铺张浪费。

　　倪红日认为，未来即便对一次性塑料袋、铅蓄电池等具有一定刚性需求的生活消费品征收消费税，由于同时对农民、五保户等低收入人群实施生活补贴，并不会显著增加城乡居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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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后国税地税合并或是大势所趋

2013年02月28日 17:21  《第一财经周刊》

　　国税与地税可能合并？分税制可能改变？但政府逐利的情况会发生真正改变吗？

　　观察者｜李洋

　　国税与地税可能合并，这是一个好消息吗？

　　人民网[微博](38.93,0.03,0.08%)记者分别向两个部门的人员求证，获得了迥然不同的答案。地税人员显然带着不情愿，称“还未接到相关通知”，并且强调了一下地税部门有存在的必要性，而国税部门的人则带着暗示的态度表示，“可能性很大”。

　　你已经猜到了什么，不是么？

　　尽管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但这将只是个结果而已。这一点从去年1月1日，上海开始试点“营业税改增值税”新规定开始，就已经十分明确了。一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省份加入了这个试点，最近财政部和国税总局正在“完善相关政策”，打算进一步扩大范围。

　　让我来翻译一下：简单地说，中国采取的是分税制，这决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关系和地位。而税收中主要有两大块：一是营业税，二是增值税。营业税是地方税种，归地方政府所有；而增值税则属于国税，中央政府拿大头，仅留25%给地方政府。

　　现在，营业税被改为增值税，相当于地税的工作量大幅减少，多出了一些冗余的部门，那么把它与国税合并，就可能是大势所趋了。营改增有一个前提，就是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给企业带来较大负担。不过，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它意味着税收将进一步减少，而中央政府则将进一步集权。

　　假如两个部门合并，现存的分税制度又将何去何从？

　　分税制对中国经济及社会的影响可谓巨大。在1994年，[政治词汇被过滤]、朱槠基政府推行分税制改革之前，国税地税本为一家，税费经过统一收取再向各地方政府分配，但往往分完之后，中央财政就没钱了，即所谓的“国库空虚”。地方政府为了跟中央要钱，扶持了大量乡镇企业，并监管它们的经营—这既造成了建设浪费，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方向。

　　分税制改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诞生的。现在看来，它显然具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地方政府撒手之后，坚持活下来的那批乡镇企业如今都成为了中国商业世界的中流砥柱。

　　但不可否认，它也确实带来了许多积重难返的问题。

　　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当前居高不下、难以控制的房价问题了。地方政府之所以把房地产当做支柱型产业，依靠卖地生存，其实是因为当地企业所纳税款中的大部分都流入了中央政府的腰包，返回的却十分有限，地方却要负担义务教育等多方面的支出。

　　“摊大饼”式城市化，强拆，对农民利益的掠夺等等现象，也都源于同样的原因。营业税是地方政府能够指望的税收，它主要向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征收，这也说明了地方政府们为什么那么喜欢上马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修桥修路。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腰包越来越鼓—每年中央的财政收入都远高于GDP的增长。集权的结果催生了一个权力过大、控制欲过强的大政府，对市场和实体经济多方干涉，并且形成了国富民不富的奇怪局面。

　　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在本质上与当年的分税制有共通之处，即它将进一步加大中央政府对财政的控制权力。尽管这项改革的初衷是为了给企业减税—这确实非常必要—但在地方政府的心态不变，根本矛盾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这个愿望也很可能会落空，羊毛最终还是会出在羊身上，减少的部分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补回来，企业负担的税收也可能不减反增。

　　一个更为庞大的政府也恐怕不为人所乐见。不管国税和地税会不会统一、分税制将走向何方，最终问题还是像社会学家周飞舟在书中所说的，政府如何能够不“以利为利”，以及一个良好的公共财政框架何时才得以建立。

　　作者

　　李洋是本刊助理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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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国税和地税会不会统一、分税制将走向何方，最终问题还是像社会学家周飞舟在书中所说的，政府如何能够不“以利为利”，以及一个良好的公共财政框架何时才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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